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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中国文明历史，在对历史的深邃思考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历史研究在新时代治国理政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围绕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39次集体学习，这是继第23次集体学习研究我国考古最新发现及其意义之后，再次就中国文明历史研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对中华文明历史研究领域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科学论断和阐释，夯实了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

推进中国“古代文明理论”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把历史自信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研究之上

为更加清晰地展现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以及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的不同发展历程，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党中央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要阶段性研究成果，实证了中国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了文明定义和认定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

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布局，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持续开展深入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还是初步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必须继续推进、不断深化。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指示精神，密切考古学和历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联合攻关，站在学术进步的最前沿，继续追根溯源，寻幽探秘，使中华文明探源具有坚实的科技分析依据，拓展我们对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认知，为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提供坚实的学术支撑。

>> 4月24日，游客在海南省博物馆里参观“南溟奇甸”南海海洋文明陈列展。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中，面对浩瀚博大的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守正，就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确保文脉不断，文运长存；创新，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是我们党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是被实践证明的科学方法，必须坚持下去。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要在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更好地赓续红色血脉、弘扬党的光荣历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血脉是不能割裂的，更不是对立的，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集中体现了革命性、民族性、时代性，并进行了思想升华，进而创造出“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革命精神，形成了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继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得的精神硕果，是我们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只有把红色文化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融合起来，才能使其根脉扎得更深、渊源找得更远、影响力变得更强，让党的精神谱系“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讲的守正创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着眼点就应该在这里。

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集体学习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如何深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研究提出要求。他强调，要把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同中华文明特质和形态等重大问题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起源所昭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研究阐释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阐明中国道路的深厚文化底蕴。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理论概念，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文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的政治勇气和责任担当。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是新时代理论研究的必然要求，需要坚实的历史文化支撑。当前，无论是历史学还是考古学，其发展水平和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与期望相比，都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学科融合程度不高，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协同攻关能力不强；学术视野不广，碎片化风气蔓延，学者驾驭全局和本质、规律能力不足；理论创新能力不足，一些领域受西方学术思潮、理论思潮影响较深，缺乏独立思考的意愿和能力；服务现实的自觉性不强，一些学者脱离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躲在书斋搞所谓“纯学问”，更谈不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要实现文明历史研究的跨越，必须克服不良学术倾向，一丝不苟地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着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推动相关历史学科融合发展，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要坚持胸怀“国之大者”，努力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时总结和升华新时代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的经验，不断推出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 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去年9月以来三星堆遗址的最新考古成果，数件造型奇特的“上新”文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图为考古学家发现的“机器狗”一样的铜巨型神兽。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自古就以开放包容闻名于世，在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中华民族从来就具有博大胸怀，善于兼收并蓄，海纳百川。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本身就是华夏民族与众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充满自信和生命力，五千多年一脉相承、从未中断、生机勃勃，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奇迹。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成果相当程度上源于两个重要的“主动”。

一是“主动”吸收外来文化，善于借鉴、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改造成自己的东西，并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体现出宽广的文化胸怀和历史包容性。例如，我们的古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犍陀罗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佛教传入中国，和儒家文化、道家文化相互激荡、交融汇合，丰富和提升了中华文化的思想和理论底蕴。再如，16世纪以后，西学东渐，清朝对主要由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学术，坚持“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近代以后，面对列强的侵凌，我们不甘沉沦，艰苦探索，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实践与文化的对接、交融和升华，不但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赢得了国家的独立，而且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成长壮大的黄金时代！

二是“主动”向外传播中华文化，展示出中华文化巨大的感召力、影响力和辐射力。考古研究表明，早在商周时期，我们的先民已将其文化传播至东南亚一带，此后，中外文化交流绵延不绝，形成了覆盖日本、朝鲜、越南的儒家文化圈，并通过丝绸之路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除了四大发明外，文官制度也是古代中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贡献。尤其在明清两朝，中国文化不但对周边国家的影响持续扩大，而且经耶稣会士带到欧洲，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影响，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政治、文化推崇备至，将其作为批判旧制度的重要武器。

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需要我们继续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坚持从本国的历史、国情与实际出发，从各种有益的文明资源中汲取养分，丰富和发展中华文化。坚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弘扬中华文明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我们要大力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不断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发展进步的正义事业提供强大精神指引和价值支撑。

（来源：《旗帜》2022年第8期；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 编辑：刘琼   送签：刘琼   签发：钟鸣 )